丛德滋（1910——1942）字悦生，原籍文登，出生于辽宁凤城。1928年考入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大学迁到北京。1933年到东北军之后，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后任《西京民报》主编。西安事变后，在延安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兰州创办了民众通迅社《抗敌》杂志等。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被捕。牺牲在狱中。 共和国一号烈属
●她的父亲在兰州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毒手时只有３２岁，英年早逝；而另一位才２３岁的革命青年此与她们一家生死与共；
●１９５１年共和国诞生伊初，毛主席为她家签署了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编号为“００００１”的烈属光荣证；
●为人正直的谢觉哉老人，坚持正义，始终不忘革命战友之情，一生为保护她们这个革命家庭两次拍案而起；
●她一见邓小平就嚎啕大哭，可小平同志却说“别劝，让孩子哭个痛快！”临出门小平同志不忘给她留下地址，关切地说：“孩子，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给我说。”
●年逾花甲的她，每当回首往事依然泪光莹莹，现在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四方奔走，竭尽自己绵薄之力，为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
背景：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９日，在国民党兰州大沙沟秘密监狱，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被秘密杀害。
这位党员叫丛德滋，１９１０年出生于辽宁凤城一个贫苦的满族农家，东北大学毕业后，曾担任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夜，国民党陕西《西京日报》更名为西安《解放日报》，丛德滋出任总编辑，最早刊发了张学良兵谏蒋介石的经过和张、杨“八项主张”。张学良被囚禁后，他辗转北平、上海、山西等地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到兰州后创办了民众通讯社，团结了白危、萧军、王洛宾、塞克等一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
１９３８年秋，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经谢觉哉、伍修权介绍，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他为中共特别党员，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甘肃特派员，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
１９４１年１月，丛德滋被捕，党组织多方营救，均未获成功；张学良的老师莫德惠派人前往重庆向蒋介石说情，也被蒋介石拒绝。第二年４月１９日，在受尽了酷刑折磨之后，敌人逼丛德滋喝下了放有毒药的污水……
高高的华家岭１９４２年的４月，其实春天还没有真正来到西北高原。华家岭上稀疏的白杨树，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忽然跌跌撞撞地开过来一辆汽车。车，是商车模样的卡车。车上坐着的十几个年轻人，除了在颠簸中紧紧抓住车沿，一个个紧咬着嘴唇，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时不时地把关切的目光投向一位文静秀气但满脸悲愤的青年妇女和偎在她身边的两个孩子身上。
这位青年妇女叫王竹青，她就是丛德滋的妻子，此时的脸上还挂着泪水。她身边的两个孩子，大的叫丛丹，是个女孩，刚刚３岁；小的叫丛甘，是个男孩，才仅１岁。不懂事的孩子，刚从兰州出来，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满目荒凉的华家岭。
王竹青，这位出生于书香门第，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受丛德滋影响而投身革命的山西才女，此刻她心里只有对亲人的怀念和对敌人的仇恨。一个星期前，丛德滋牺牲后，惨无人道的敌人把他的遗体扔在白塔山下的一个窑洞里，当她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把亲人掩埋在五省义地墓区的黄土下时，她感到从她眼里流出的不是眼泪，而是鲜血和烈火……
掩埋了丈夫７天之后，当王竹青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时，敌人就下令驱逐她母子三人离开兰州，于是她们在组织的安排下途经华家岭，准备奔赴延安。
忽然，车“吱”地一下猛地刹住，车后扬起的黄尘立刻笼罩了车身。坐在司机旁边的高克明（当时叫高扶风），敏捷地翻进车厢，告诉王竹青，有可靠消息说特务的小车追上来了，他们早就预谋要在荒芜人烟的华家岭斩草除根。
高克明，这位年仅２３岁的共产党员，此刻感到肩上的担子比这高高的华家岭还重，他是受组织的指派来护送王竹青一家的。望着远处躲在山沟沟里的稀稀落落的村庄，他急中生智，命令大家立即下车，到附近的老百姓家里躲藏，只留下他和司机与敌人周旋。
当王竹青他们刚刚隐没在山沟里，敌人的吉普车就堵在了卡车前面。特务用枪指着高克明问：“干什么的？”高克明说：“做生意的。”特务又问：“为什么不走了？”高克明说：“车坏了，派人回兰州买零件去了。”特务爬上卡车鼓捣了几下，发现车真的坏了。在找不到可疑迹象之后，敌人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摆脱敌人的追捕后，王竹青他们又在华家岭下整整隐蔽了半个月，这才启程奔向西安。
风雨洛阳行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热情接待了王竹青母子和高克明等。林老想起几年前他介绍丛德滋夫妇这对革命青年人去兰州的情景，仿佛历历都在眼前。
转眼，西安已是夏天。燥热和压抑的空气，让人在这座文化古城几乎喘不过气来。让王竹青感到更为沉重的是，由于胡宗南的严密封锁，去延安已没有可能。于是，按照林伯渠的指示，随行的其他进步青年，分散行动，各自寻找机会进入延安。而王竹青母子暂时住在西安，投靠在一个亲戚家里。高克明因曾在郑太铁路当过工人，便在西安铁路上找到了工作，留下来保护王竹青母子。
一天傍晚，正是山雨欲来之时，空气异常闷热，下工回来的高克明躺在院子里的树下乘凉，王竹青在里屋的地铺上扇着扇子哄孩子睡觉。忽然从门外闯进来三个人，恶狠狠地问高克明：“王竹青在哪里？”高克明警惕地打量着来人，马上意识到敌人又找上门来了，就说王竹青刚刚出去了。
特务问高克明是干什么的。高克明机灵地回答，他是王家的亲戚，也是来找王竹青的。
特务半信半疑地对高克明说，等王竹青回来，让她到太阳庙门去一下，那里有人给她带了一些面粉。可愚蠢的特务却忘了我党地下组织都知道太阳庙门就是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西安所在地。
特务出门后并没有离开，而是一直在外面转悠着。情况紧急，高克明三步并作两步，奔进屋里，来不及给王竹青细说，就抱起两个孩子带着王竹青翻过后院的大墙，直奔火车站而去。
天，是黑沉沉的天；路，是磕磕碰碰的路。当他们气喘吁吁，不由分说挤上一辆火车后，才发现这是去河南的车。高克明想，不管去哪里，只要是车就上，先离开西安再说。然而，车到洛阳时，警觉的高克明发现特务已经尾随上车了。这时，火车正缓缓启动，车外又是滂沱大雨。高克明和王竹青略一商量，决定立即下车。第一个跳下车的是王竹青，接着从窗口里接出去了两个孩子，因为车已启动，王竹青从车上跳下时，车窗划破了她的右腿，鲜血染红了她的裤腿，染红了地面的雨水。车越走越快，高克明由于照应她们母子下车，还留在车上。直到车就要开出洛阳站时，他才从车尾处跳了下来。
当晚，他们冒雨在车站一个角落的屋檐下躲了一夜，天一亮赶紧逃到了洛阳乡下。
辗转回西安在出生入死的斗争环境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高克明始终是王竹青母子的坚强保护者。当他们辗转到陕西富平时，在亲友的劝说下，结成了一对革命夫妻。提起这位继父，丛丹说：“对于我们，继父的恩情远胜于生父，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生活困难时期他都尽到了一个父亲的责任。”高克明１９１９年３月出生在天津武清县一个封建家庭，因不愿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１１岁就离家出走，当过银号店员、铁路工人。他目睹过“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更目睹过“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在郑太铁路用刺刀活活挑死中国儿童的暴行。当亡国奴的耻辱让他痛彻心腑。
１９３８年他来到兰州，结识了丛德滋等共产党人，开始从事地下党工作。
１９４４年，当抗日战争进入最后的阶段时，国民党反动派也加强了对我党地下组织的破坏。就是这年夏天，国民党特务以“避护共匪家属罪”将高克明抓走。
丛丹回忆说，那天夜里，母亲不在家，继父在灯下工作，她趴在被窝里正玩时，忽然闯进来三四个人，不由分说就给继父戴上手铐将他押走了。那夜，只有６岁的丛丹和弟妹们吓得瑟瑟发抖，大声地哭喊着，在那个无边的狂风之夜，显得那么脆弱与无助。
第二天，王竹青得到消息后，不顾一切地从西安赶回来，赶到县衙一问，高克明已被押往西安了。于是，王竹青只带了一床被子，领着孩子，弃家来到西安，整天牵着丛丹、丛甘，抱着小女儿去找国民党西安市的市长，她要问一问高克明到底犯了什么罪。市长先是躲着不见，王竹青一等就是一整天。一直就这样等了六七天后，市长才答应见王竹青。最后由于组织的多方奔走以及国民党反动派苦于没有充分证据，只好以莫须有的其他罪名，把高克明关进了监狱。
高克明入狱后，王竹青也被她任教的学校辞退，生活陷入极度的困难中。为了把子女养大成人，王竹青四处奔波，找了两个学校去兼课。丛丹回忆说，那时一家５口人只有两床被子，冬天也没有炭生炉子，孩子们的手脚都被冻破了，骨头露在外面。有时母亲晚上不能回家，丛丹就和弟妹们挤在破屋里，饥寒交迫，心惊胆战着熬过一个个漫漫长夜。有时有好心人送一个馒头，丛丹就分给弟弟妹妹们，自己一口都舍不得吃。白天，丛丹每天除去狱中送饭，还要照顾弟妹，拾柴、捡煤渣及烂棉花。和狱卒混熟后，她就常常在狱中陪着继父，帮着传递消息，听他讲故事和革命道理，跟他背诗词，学文化。作为诗人的丛丹，她说她喜爱文学就是打那时开始的。
为了减轻王竹青的生活负担，高克明在狱中不仅坚持斗争，而且以乐观的态度学纳鞋底，用勾针勾鞋帮子，纳好、勾好后让丛丹带回家。在狱中，敌人严重摧残了高克明的身体，全国解放后，高克明担任了兰州造纸厂的第一任厂长和一段时间的兰州市政协学委会主任后，终因身体的原因，不久病退。
一号烈属证１９４８年底，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组织决定让王竹青带孩子回到兰州。随后，坐了４年牢的高克明也被释放。然而，他们一回到兰州，刚在金石巷住下，特务就又开始追捕他们。丛丹回忆说，那时全国就要解放，也正是敌人垂死挣扎的时候。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他们不断与敌人周旋，曾一个星期就搬过５次家。有一次，晚上他们刚刚从一个住处搬到另一个住处，东西还在院里放着，特务却已爬上房顶，于是又马上转移。最困难的时候，一连几天都没有水喝，孩子们渴得嗓子都沙哑了。而高克明与地下党的同志，白天躲在郊外的墓坑里，晚上出来工作，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为争取兰州解放作着最后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虽说国家各方面都处在非常困难时期，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一刻也没忘记那些为中国革命事业牺牲的烈士和他们的家人。
１９５０年冬，中央就开始着手确证革命烈士，寻找烈士家属。这期间，中央军委联络处多方打听丛德滋一家的下落。尤其是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老人，更是不忘丛德滋这位早逝的革命战友留下的孤儿寡母。当谢老经过许多努力，得知丛德滋的遗属在兰州时，他马上亲自写信给王竹青询问情况。为了证实丛德滋的两个孩子还活着，谢觉哉还特意叮咛拍一张照片寄给他。
于是，王竹青领着丛丹和丛甘去兰州葆真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黑白照片寄给谢老。谢老从照片上看到两个可爱的孩子，衣着破旧，丛丹的脚趾都露在外面时，心里很难过。想起与自己出生入死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丛德滋，他说，丛德滋的过早牺牲，是我党的一个损失。
之后，谢觉哉把丛德滋烈士遗属的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时，毛主席说，在“西安事变”时，他就知道丛德滋。这样，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５日，毛主席签署了共和国第一号烈属证，即“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为“００００１号”，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给丛德滋烈士的家属。
面对保存了近５０年的一号烈属证，丛丹说，那年春日的一天，兰州市政府组织人员敲锣打鼓将这张烈属证送到家里，并在门口贴上“革命烈属”的牌子时，面对这样隆重而热烈的场面，她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丛德滋就是自己的生身父亲，因为那时她叫高锦明，弟弟叫高锦茂。直到那天晚上，高克明王竹青才含着热泪向两个孩子讲述了他们的身世。而且高克明立即决定将他们的名字重新恢复为丛德滋当年起的丛丹、丛甘，以安慰老战友的在天之灵。
丛丹说，就在那一天，她忽然感到自己长大了。她为自己有个革命烈士的生父而感到自豪，也为有高克明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继父而欣慰。
谢老两次拍案而起解放后的七八年里，王竹青一家过着平和幸福的生活。丛丹上了兰州医学院，她的几个弟妹也相继上了中学和小学。然而，１９５９年，一场空前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灾难已经悄然逼近中国大地。就在这年秋天，丛甘出事了。他在这年夏天去北京看望叔叔后，在返回途中看到了许多饥民，也听到了饿死人的消息，一颗年轻的心受到很大的触动，回到兰州后，便将自己目睹的情形和一些想法写信反映给有关方面，然而，他因此几乎遭到了一场灭顶之灾。
１９５９年底，才十多岁的丛甘，被关进了兰州一处监狱。这一变故，几乎击垮了王竹青夫妇。此后的两年里，一家人的心都悬在了丛甘身上。
１９６１年，就在丛甘在监狱里被饥饿、疾病、劳累及运动折磨得奄奄一息时，他的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
这年春天，谢觉哉老人从有关方面得知了丛甘的情况。在一次会议上谢老拍案而起，他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就是说了句饿死人的真话嘛，他有什么罪？如果这个孩子出了问题，我们无法向烈士交待啊。”由于谢老的一再过问，丛甘终于被无罪释放。
谈起这件事，丛丹说，当年要不是谢老和组织的关怀，弟弟很可能活不到今天。其实，为了丛德滋一家，谢老还有一次同样拍案而起。当年延安整风时期，康生等人借着整风运动批判丛德滋，说丛德滋是假共产党，是叛徒特务。谢老看出了康生等人的险恶用心，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他说：“丛德滋是怎样一个同志，敌人在监狱中都替我们审查清楚了，现在他都牺牲了，你们还要批他，真是岂有此理！”这才使丛德滋烈士免遭死后受污。
有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与爱护，再大的挫折，也没有使他们一家灰心。即使在“文革”中，丛丹姐弟被打成“叛徒子女”，也没有改变他们坚持真理的信念。
丛丹说，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母亲突然倒在了她热爱的教育岗位上，次年继父在疾病与思念中又撒手而去。更为残酷的是，随着“文革”的到来，“叛徒子女”“苏修特务子女”及“冒充革命烈属”等罪名使她们姐弟备受迫害。大弟被关进“牛棚”，自己挨批，其他几个弟妹下放的下放，插队的插队，当临时工的当临时工。而丈夫也与她离异，于是她不得不在参加批斗会时怀里还要揣上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
１９７０年初冬，她带着孩子被下放到了施家湾苗圃，从此开始了长达８年的漫长而又艰辛的劳动改造生活……
回想当时的情形，丛丹说：“那时除不时地担心弟妹们的情况外，更要为生活穷窘而发愁。那些年，由于没钱，油票、布票、肉票等全都送了人，最为揪心的是孩子饥饿时的哭声。”有一年大年初一，她没有什么好吃的给孩子过年，就用仅有的一点豆腐包了几个饺子，与孩子一起吃过后，便领着孩子早早地去了黄河边，一边与孩子一起拣石头，一边给孩子讲故事，一直磨到午后才回家。她说：“那时每年过年心里都很矛盾，既怕家里来人，因为没有什么好吃的招待；又希望家里有人来，特别是希望有长辈来，好给孩子一点压岁钱，以解决生活中的窘迫。”试想，一位承受着如此重负与屈辱的柔弱女性，那时，她是多么盼望早日迎来真正自由的春天。
“你长得真像你父亲”“文革”结束后，丛丹从报纸上看到伍修权等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一辈革命家都先后出来工作了时，激动万分。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她带着对多年失去联系的革命前辈的思念和为父亲平反昭雪的赤诚心愿，专程来到了北京。
当丛丹来到北京一座小四合院，见到思念已久的伍修权老人时，伍老紧紧握住丛丹的手说：“孩子，这些年你受委屈了！”听到这话，丛丹的眼泪哗地下来了。这泪水中饱含着多少委屈、多少磨难。伍老夫人问寒问暖，亲手给她去剥荔枝。当丛丹急切地想知道伍老这些年的经历时，伍老说：“我被他们整了８年，但我在牛棚中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可指责的。我是站着走过来的。我的精神、我的信念始终没有垮。”说罢，伍老爽朗地笑了。
丛丹告诉伍老，她因为父亲被诬为“苏修特务”而受到株连，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时，伍老鼓励丛丹说：“害人者最终只会落得个可耻下场。不要怕受挫折，这样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就是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令丛丹终生难忘。
一天傍晚，踏着遍地霞光，丛丹陪伍老夫妇在院子里散步时，伍老说领她去见一个人。于是，丛丹跟着伍老来到了另一个四合院。一进门，令丛丹吃惊的是，穿着白色短袖、一脸慈祥的邓小平正笑盈盈地站在院子的中间。伍老走上前去对小平说：“今天我给你带来了一位小客人，她就是丛德滋的女儿啊。”小平同志握住丛丹的手，上下打量了一阵后，深情地对丛丹说：“你长得真像你父亲！”一听小平同志的话，丛丹再也忍不住郁积的感情，“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直到走进屋里，她还在哭，就像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终于看见了自己的亲人，一任声泪俱下。卓琳抚着丛丹的肩头安慰说，孩子，别难过。但小平同志却说：“别劝，就让孩子哭个痛快！”小平同志是１９３７年与丛德滋在山西认识的。那是“西安事变”后，抗联西北军委被迫结束，东北军也被解散，丛德滋过了一段流浪的日子。
“八一三”事变后，他到山西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在八路军总部与邓小平、杨立三等一起共事，并任八路军１１５师团级文职干部。说起与丛德滋共事的日子，小平同志记忆犹新。看到烈士的女儿，他倍感亲切。小平同志不仅详细询问了丛丹一家这些年的生活情况，关切地询问她加入组织没有，而且以自己的经历鼓励她要经得起挫折。临出门时，小平同志还不忘给丛丹留下地址，关切地说：“孩子，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给我说。”邓小平，这位饱经沧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以及对革命后代无微不至、春风化雨般的关怀，丛丹始终铭刻在心。
１９７９年秋天，在伍修权的帮助下，丛丹见到了中组部分管老干部工作的副部长曾志，曾志热情地接待了这位烈士的女儿。她一边给丛丹倒水，一边像一位慈祥的母亲一样安慰丛丹说，今天下午的时间就全给你了，你慢慢说，不要急。丛丹的话就像决堤的江水，整整说了一个下午。
当丛丹还在北京时，中组部已发函给甘肃省委，将丛丹姐弟的申诉信件与伍老等写的证明材料一并寄了过去。这年，甘肃省委为丛德滋冤案彻底平反，其家属受株连的问题也得到全部纠正。
１９８２年４月１９日，是丛德滋烈士牺牲４０周年，伍修权、孙作宾、郭维诚、徐彬如、吴鸿宾、任震英等联名撰写了题为《抗日英名代代传——纪念丛德滋牺牲四十周年》的文章，发表在当天的《甘肃日报》上，道出了他们对战友的深切怀念之情。
谈起伍修权对丛家的关怀，丛丹还深情地讲述了这样两个片断：——１９４２年春，丛德滋牺牲后，他身上裹着一条红毛毯，这条毛毯是当时苏联设在兰州的代表处处长阿基莫夫中将送给伍修权的纪念品。丛德滋被捕后，伍修权一边千方百计组织营救，一边托人把这条毛毯转交给王竹青，由王竹青设法送进狱中给丛德滋御寒。组织的关怀，战友的深情，给在狱中坚持战斗的丛德滋以极大的鼓舞和温暖。
１９５８年，这条毛毯作为革命文物，被省博物馆收藏。
———１９５６年，谢觉哉和伍修权委托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的丛德滋的弟弟丁丹（丛润滋），接丛丹、丛甘姐弟去北京上学，希望能给两个烈士子女以更好的教育。但丛丹表示愿意留在埋葬着父亲的这片热土上学习和生活。丛丹说，虽然她们没有去北京，但他们一直觉得与伍老、谢老很近，一直就工作生活在他们的身边，时时能感受到他们的关怀与温暖。
尾声９月，胡雁南飞，北方已是秋高气爽。在丛丹朴素的家里，面对“一号烈属证”，聆听着丛丹大姐饱含真情的讲述，除去泪水一次次模糊了我们的视线之外，我们更感到的是历史所具有的沉甸甸的分量，是历史对于我们年轻人珍贵的启迪。
谈到目前的生活，丛丹说，他们姐弟几人现在都生活得很幸福。虽然她一直是孑然一身，但生活得很充实，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和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她搜集整理了大量有关丛德滋的资料，目前她正在撰写《丛德滋传》和整理《丛德滋文集》。同时，还搜集整理撰写了不少党史和文史资料，新疆军区在筹建王洛宾纪念馆时，她就曾将自己搜集整理的王洛宾资料全部寄了过去。除此而外，还创作了数百首格律诗词，她的词集《苦竹集》即将出版。看着丛丹桌上那２０多本厚厚的资料，我们不由对这位满头华发的老人肃然起敬。
告别丛丹，已是万家灯火，走在兰州的大街上，我们心潮起伏，思绪久久难以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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