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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耕耘  探究人生真谛——访老作家丛耸
2008-06-20 11:09:25


但凡介绍一位文坛上颇有建树的人,因为分工的不同,人们爱用诗人,作家,剧作家,评论家等来定位。但对丛耸,我竟不知道该如何来称呼。作家?但他却有洋洋几十万字的一本评论集《古今艺术纵论》,收录了他对文学,戏剧,美学等的真知灼见和理论提纯。评论家?但他分明一直在写小说、戏剧,从早年描写华侨传奇经历的《异国飘零记》、侦破小说《谁是幕后者》、《特字一号巨案》,历史戏《重审诗扇案》、《赶考记》和轰动一时的《窥镜媲美》,到1999年出版的《吴三桂与陈圆圆》和近几年出版的《白道黑道》。
面对我的困惑,丛耸爽朗大笑:“我不过一介作者而已!”    他的确是一位笔耕不辍、勤奋多产的作者。65岁的丛耸,有着纹丝不乱的浓密黑发,镜片后面是熠熠生辉的智者的眼睛,饱满飞扬的脸上竟看不出他一生的沧桑。他拿出两张排得满满的写作计划,至少有100多万字的东西要写,而且要在两年内完成。我不禁惊讶起其劳作之艰辛。但丛耸却淡淡地说这一切对于他并不是苦差事,他喜欢,而且重要的是,因为他有话要说。    丛耸身上散发着一种很特殊的气度,谦和从容、练达温厚的谈吐后面似有一种洞穿世事、明察秋毫的能力,而他大量的作品里也蕴藏着意想不到的复杂和丰富,这无疑植根于他所经历的一切.
丛耸1934年出生于风景秀丽的威海,少年时是村里一名勇敢活泼的儿童团长。受父亲爱读“闲书”和村里“自来班京剧团”的影响,丛耸喜欢上了读书和看戏。在新中国诞生前一年,丛耸考上了青岛礼贤中学,礼贤中学是当时青岛最有名的六所教会学校之一。在这期间,他小试牛刀,自编自演了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小戏剧。1951年,在“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中,丛耸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队伍,成为我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并被送入军事干部学校学习。课余时他阅读了大量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书籍,并开始写诗,写戏剧,陆续在浙江和上海等报刊上发表一些小型作品,包括当年很有名的《新观察》,《浙江文艺》。    1955年,丛耸由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威海长峰村。家乡青秀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淳厚的风土人情,激发着丛耸的创作灵感。他写出了一篇篇散发着浓厚生活气息的通讯、散文、戏剧、短篇小说。“小荷又露尖尖角”,1956年22岁的丛耸参加了山东省第一届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他写的一部歌剧《医猪》,被山东出版社看好,并出版成书。同年8月,他考入了山东师范学院中国语文系。进了大学校门的丛耸,如鱼得水。他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和系统的理论文章,同时又与人合作创办了文学刊物《历下蕊》。当时山师有个18人的文学创作组,丛耸任组长。在这期间,他发表了许多诗歌和文学理论文章。
1960年大学毕业后,丛耸先后在山东省人委,济南市教育局等单位从事行政、大学教育和编审教材的工作。曾编写出版了《写作知识》、《形式逻辑》、《中学语文参考资料》等。同时,他继续着自己喜爱的戏剧和美学研究,在报刊上多次发表理论文章。在“文革”期间,他的《写作知识》受到批判,并牵连到他的所有作品。丛耸被打入“牛棚”并强制劳改长达三年半之久,后又以“带知青”为名,被赶到莘县进行变相的劳改。他依然坚持着创作,写出了大型京剧《黄海武工队》。艰苦的岁月也回报给丛耸丰富的生活。坎坷和曲折积淀在他的生命深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由当初的大风大浪汇成涓涓细流,并滋养着充实着他的创作和灵魂。
1977年,丛耸被调入济南市文化局戏剧研究室,这时候的他,创作进入了旺盛阶段。当时,他认识了一位从印尼回来的华侨徐志辉。丛耸被他曲折的经历所打动,并据此写了第一个电影剧本《异国飘零记》,不久又改为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这是济南建国30多年来第一部像样的长篇,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曾和冯德英的《迎春花》一起被推荐为“茅盾文学奖”候选书之一。多年勤耕不辍的笔使丛耸写起东西来驾轻就熟。1986、1987两年他连续出版了两部公安题材的小说,《谁是幕后者》和《特字一号巨案》(与人合作)。这两部小说都是根据真实的案例加工而成的,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人物性格鲜明、富有特色。侦破小说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这两部小说一出版便受到读者的关注和青睐,印了10万多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丛耸在写小说的同时,没有冷落他所钟爱的戏剧创作。《重审诗扇案》,《赶考记》两部历史剧虽是与他人联手创作,但丛耸的戏剧才能在这两部戏中是毋庸置疑的。1988年,丛耸根据历史小故事《邹忌讽齐王纳谏》写成的大型无场次历史歌舞剧《窥镜媲美》,在山东艺术节荣获一等奖,并晋京演出,获得专家一致好评。在回眸历史的同时,丛耸也有一颗感受时代脉搏的敏感的心灵,他写了《门当户对》,借新时期人们的婚姻观的变化尖锐地嘲笑抨击了陈旧过时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是出喜剧,在大同剧场公演,连演了三十多场,场场爆满。《真与假》是为一位医学专家鸣不平之作,抨击了专门利己的伪君子,后发表在1992年2月《剧本》月刊上
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丛耸对文学和生活,戏剧艺术的表现形式,对美学等理论问题有了更深的体会和领悟,写出了多篇评论文章。他漫谈戏剧的论文,往往以小见大,如从戏剧的煞尾,对白,结构着眼,加以点化发挥,概括出一般的戏剧艺术规律,俏皮生动,没有一般的理论文章的呆板晦涩。作为有实绩的作家,对创作的感性体验使他具备别的评论家和学者所没有经验过的先天优势。但与一般的作家不同,他又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他对于写作理论和文章学的研究使他不像一般作家对作品的认识往往停留在浅尝辄止的感性体悟上。因此他的评论既有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又有创作实践的切身感受和真知灼见。
 谈起自己的写作,丛耸笑称自己也是在“爬格子”,爬格子的辛苦自不待言。而不可思议的是,丛耸自1983年起,就开始担任济南市文化局长的行政职务。文化局长意味着既要有统领全局的宏观魄力,又要有下视民情的微观能力。丛耸的10年政绩是有目共睹的。对于丛耸来说,局长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是双重的负荷,很多人劝他:“老丛,享你的清福多好!”他不愿意。作为30年代出生的一代知识分子,丛耸对于这个社会有着无法挣脱的道德感和使命感。他常说,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他调动了全身的力量生存拼搏于世,力求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都能无愧于心。 
他没有因为世俗事务而延搁自己的创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轰动一时的《窥镜媲美》之后不久,他出版了《花花皇帝》,这是以明武帝朱厚照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90年代后期,他又出版了30万字的《吴三桂与陈圆圆》。1999年出版一部长篇,正在创作中的有三部长篇小说,一部长篇访谈录和一部记实性趣闻,总计划有180多万字左右。在丛耸漫漫的创作道路上,倾注了他半生心血的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论著,显示出了他的生命分量和人格魅力,也使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可亲的,更可敬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    文学是一个人对生活的思索,作者的灵魂蕴藏在他的文字里,不读他的作品难于真正认识这个人。对于丛耸这位高产的作家,本文不可能对他的全部作品作全景式的描述,只有通过评析他的部分作品,探询他写作的思想,窥探作家的心灵。
丛耸喜欢从历史中寻找创作题材,如果说80年代早期的《重审诗扇案》和《赶考记》,已经初步显示了他驾驶历史的才能,那么1988年的《窥镜媲美》使他的历史剧创作达到了顶峰。《窥》剧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晋京演出后,获得专家的一致好评,并得以在中南海礼堂演出。由中国歌剧研究会、《中国文化报》、《戏剧电影报》等多家单位特邀知名人士为该剧举行了座谈会。马少波用“有古意而不涩,有新意而不俗,活而不乱,新而不歪”高度评价了此剧。《窥》剧是根据《战国策》中一则历史小故事《邹忌讽齐王纳谏》加工而成的。不论古人还是今人,往往都难以摆脱生活中到处存在的真真假假的话语旋涡,而在旋涡中心的人也容易看不见真实的自己。俗话所说的“忠言逆耳”,便带有某种可悲的普遍性。全剧以丰富的史料和高明的手法告诉人们一个哲理:如何正确地认识自己。80年代末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但身处这个时代里,人们往往认识不到过去陈旧观念给自己造成的思维定势,或者容易在飞速前进的时代浪潮中迷失方向,而难以正确地摆正自己的位置。丛耸在那个时代里,感受到了超越时代的某种情绪。
 获得的荣誉使丛耸坚信创作不仅对自己,而且对时代对社会都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行为。1999年初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吴三桂与陈圆圆》,是他的写作生涯中重要的一笔。小说紧扣陈圆圆一生的坎坷经历,塑造了冒辟疆、朱由检、多尔衮、康熙等人物,尤其是陈圆圆、吴三桂的形象。但凡史籍资料中记载的像陈圆圆这种不意间与国家兴亡有密切联系的女子,几乎都被描写为“红颜祸水”。丛耸从一个平常人的视角,而非传统的居高临下的审视角度,深入到陈圆圆作为一个平凡女人的心灵深处,来重新诠释那一段一直遭人垢病的陈吴故事。关于吴三桂这个人物,丛耸说:“大部分历史小说爱写兴国之君,少写败国之臣。”小说通过对吴三桂这位已经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反面人物的解剖,来透视、陈说历史的是是非非。小说梳理了吴从明朝重臣到降清的完整心理过程。吴由忠臣袁崇焕的无辜被杀而自危,对皇帝朱由检既利用他又不信任他的行为而气恼,看到范文程等人“弃暗投明”而艳羡,又由于自身性格上的复杂多变、摇摆不定,而审时度势,认识到自己应择良木而栖。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一败涂地,凄凉死去。丛耸对吴三桂的一生有着辩证的认识:吴的失败既在于他性格中根深蒂固的劣性,也由于种种客观环境的原因。    在《吴》中,丛耸把一个个故事置放于宏阔的时代背景下。从君王后妃、官吏将佐到士子平民,都经历了人生的沉浮散聚,尝尽了人世的诸般悲喜。可以说,这是矛盾冲突最集中最显豁、历史事件最纷繁交错、动乱与变革、前进与惰力最为回旋激荡的年代,也是最试炼人格人品的高洁与卑下的时代。丛耸着眼于人性的复杂和变异,试图从人性的角度重新观照这段历史。整部小说以吴与陈的爱情为线索,在人性的支点上,串起了一个“治乱兴亡”的千古命题。在小说中,丛耸常常忍不住自己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感慨,而从评说历史中跳开去,对人性作一番无情的剖析。吴的反复无常、狂妄自大,朱由检的刚愎自用、狐性多疑,宫廷的内部争斗,扎根于人性深处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更是触目惊心。丛耸选择了人性这个角度来衡量历史,并非在虚拟或解构历史。他的现实主义描述为对历史的多方面的分析审视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图案。
1999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是《白道黑道之间》,丛耸在这部小说中开始凝神关注现实。他在这部小说中描写了一位下岗女工的人生遭际。《白》不仅仅简单表面地反映下岗职工的重新选择职业问题,他关怀的是人的命运与心灵在这样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深切的遭遇和经历的东西。在小说中,他还揭示出官场中一部分在“文革”时期混入党政队伍的败类。利用手中权力欺压百姓、为所欲为,从而造成的对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漠视和践踏。已经出版的还有30万字的《异域风情录》,这是他游历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所感。正在写作中的还有《在性病诊所里》、《一个美裔女法官的自白》和一部以电脑博士的奇遇为线索的带有科幻色彩的长篇小说。
丛耸的创作题材是广泛的,历史、现实、农村、知识分子、官场等各个层面。他在开始创作时就没有固定的描述视域,生活是广阔的,对任何一个固定视角的执着,可能在艺术上能锤炼得炉火纯青,但未尝不是对生活丰富性的某种忽略。丛耸不拘于单一的题材。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生活的复杂宽广有深刻的感应和认识,使他几乎在各种题材里都能安营扎寨。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天性,在内心深处,他有一种对于人世艰难的敏感和内涵复杂的同情和感受,并有一股把自己掷入生活和社会的忘我的勇气。这种以个体之微操心苍生之众,以一己之笔来揭显心灵之大的知识分子的心力,既是一种历史的责任,也是一种个体意义上的自觉吧!    作为一位出生于山东,又生长于山东的老作家,丛耸身上有浓郁的齐鲁文化气息。他固执地关怀人和人的生存现实,顽强地向往着生命的强健和精神的博大,并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对生活对现实的关怀,对于当前文事,丛耸有许多感慨。  
 关于文学创作    当前的文学虽然变得多元化、复杂化、成熟化了,但不像过去那样有力量,失去力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失去了某种精神某种立场。这个精神和立场就是自觉地寻找与这个世界对话的角度和立足点,使自己与面前的这个世界构成某种关系。另外有的小说被写得愈发晦涩,像一篇篇哲学论文,让读者在阅读中倍感艰涩和吃力。这现象本身也正昭示着文学对自体的越位。失去艺术最初的简单,实际上就是失去艺术生命的本质失去艺术的鲜活魅力。文学的这种异化、作家与世界的脱节,很大程度上在于作家没有生活,生活永远是文学的源头活水。还原生活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要有丰富的阅历和真实的体验。经历的意义不在于你是否要写这段经历,而在于提供一种体验的真实。作家的经历是无可替代的,童年记忆、经历不是能体验出来的,如同我们只能体验农民的贫困,而无法经历。富有经历的作家,永远不会有枯竭之感,而当前经济大潮的涌动,会使成千上万的生命爆发出大悲大喜的生活内容,文学创作基于这丰富多彩的内容,才能更见斑斓。文学不可能也无法分割于现实生活,因为这不仅是文学生存的形式,也是文学承载的内容。 
关于文学批评    进入90年代的文艺表面上热闹非凡,但总的来说,情况不那么尽如人意。表现在:随着经济大潮的涌动,表现人们对理想的深度追求的作品少。有的是毫无深度的平庸的故事。而这种平庸之作所具有的毁灭姿态、怀疑精神,削平了所有的精神建构与价值的承诺。文艺作品是千变万化的,但其中永恒的是人,是人性,是真善美。而现在,当市场经济需要建构新的精神文明时,相当多的文学作品却失去了自我。丛耸对目前批评界的某种状况忧虑颇多。在原有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开始解体后,人们普遍地失去了原有的心理平衡,空前的活跃和空前的紊乱使整个社会笼罩着一种困惑迷惘。而我们有的作为精神“导航”人的批评家,却放弃了自己的神圣职责,自甘媚俗,成为哄抬轿子的文化帮闲。蒙受最大损失的是大众读者,铺天盖地的文学批评给他们的不是帮助,相反是一场不负责任的狂轰乱炸,面对天花乱坠的作品,往往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在这世纪之初,有良心的批评家,应坚守自己的价值之根,来承担创造时代精神的神圣职责,做时代的引航人。而不是甘于做媒体的附庸,乐于制造轰动效应,争当“文化明星”。文学永远关怀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进步,文艺批评者应把握住批评的严肃标准和人性尺度。这也是一位文艺批评者人格的追求与展现。
关于历史题材    这几年,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重新诉说历史的欲望和兴致大为增强,历史因此变得五彩斑斓、热闹非凡。但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最明显的是表现出的对历史的不尊重。毋庸置疑,这几年也出现了许多突破传统历史解释框架的优秀之作。但另一方面,历史在有些作家笔下变得体无完肤千疮百孔,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这句话成了许多人的座右铭。不错,任何人都无法精确地还原历史。我们只能从已有的浩瀚资料中寻找,而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这些已成文字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牺牲了历史的丰富。彰显过去需要人们拥有科学的历史观念、公正的历史眼光。有的作家还善于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出现的偶然性方面来阐释历史,而没有看到偶然性背后的必然规律。    对当前文学、影视等文化媒体对历史题材的处理方式,丛耸有他很深的忧虑。《雍正王朝》等历史娱乐片获得的空前的收视率,一方面反映了观众对历史的热情,一方面也说明了这部戏有一定的成功之处。作为一位老艺术家,本着一种极为认真(而这种认真在许多聪明的人看来是有些迂腐的)的态度,丛耸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一些意见。丛耸认为历史上的雍正有一定的政绩,但同时又是有名的暴君,雍正在位期间,文字狱的恐怖和残暴达到了极端。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应客观全面地对待。可是《雍》剧一再强调这是“历史正剧”,而使老百姓认为这就是历史。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时间和兴趣去翻看历史书籍来阅读历史。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
当然,艺术与历史的不同之处在于艺术可以加工虚构,这是歌德所谓的“诗人应有的权利”。然而,虚构是不能超越历史发展的可能趋势的。应该自觉区分艺术和历史,让读者明白,艺术是艺术,历史是历史。    文学对于丛耸早已不是谋生的手段和入世的工具,而成了做人的方式和生命的内容。他回首过去,这大半生虽忙忙碌碌,不敢懈怠,有时却竟有浮生若梦的感觉。总算值得欣慰的是,他没有放过生活给他的每一次机遇,总在尝试各种生存的可能。倾注了丛耸半生心血的文学创作和学术论著,彰显了他大写的本质,给了他存在的充足理由。但同时也给了他丰富的痛苦,这痛苦在于他永远不会满足已经取得的一切,不停地在寻找与这个世界与这个社会与他人对话的最佳途径,这种独特的个体存在方式并不鲜见,然而却是很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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